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“泰坦尼克号”邮轮上中国乘客的故事

浏览次数:1533     发布时间:2012-04-28

很少有人知道“泰坦尼克号”上中国乘客的故事,更不必说有关他们的各种传闻触动着文化、种族的敏感神经。本文将考实中国乘客在“泰坦尼克”灾难中的经历、事后各种有关中国乘客的传闻及其产生的微妙的历史影响。
商务印书馆《共和国教科书·新国文》中的《铁达尼邮船遇险记》
    黄秋韵
    一百年前的今天,1912年4月15日,英国皇家邮轮“铁达尼号”(R. M. S. Titanic,现在通译为“泰坦尼克”,鉴于本文多引民国文献,故仍延续民国时的译名“铁达尼”)因撞击冰山而沉没。一百年来,与铁达尼相关的讨论从未停止过:生还者在获救之初即开始讲述灾难中的遭遇,并被连篇累牍地登载于报刊;十数个以Titanic命名的网站提示着今日热衷钩沉铁达尼故事的人相当多,铁达尼迷(Titanic Buffs)以多如牛毛著称。不过,正如哈佛大学史家Steven Biel所陈,百年来人们关注铁达尼的基调是卡梅隆(James Cameron)式的灾难加浪漫,而不那么在乎“历史的真实”[Steven Biel, “Review: Titanic by James Cameron”, The Journal of American History, vol. 85, no. 3 (Dec. 1998),pp. 1177-1179]。他本人撰述的《铁达尼灾难的文化史》,恰从历史记忆角度诠释了铁达尼形象在美国社会的建构,是少有出自史学研究的佳作(Steven Biel, Down with the Old Canoe: A Cultural History of the Titanic Disaster, New York & London: W. W. Norton & Company, 1997)。
    今日华语世界对铁达尼似乎只有一种印象,即卡梅隆导演的电影《铁达尼号》。电影的桥段还被编入教材(如人民教育出版社中学语文组编著《初中语文》第6册,北京:人民教育出版社,2005),但学术界对此无人问津。很少有人知道铁达尼上中国乘客的故事,更不必说有关他们的各种传闻触动着文化、种族的敏感神经。1936年,题为《铁达尼上的国耻》的文章就是一例。作者在文中讲述了多位乘客在铁达尼遇险时的表现,但其结尾提到:
    在妇孺乱哭乱喊的混乱声中,男子大多颇为镇静。救生艇放到海中去时,大家都没命向救生艇冲去,船上职员为维持秩序计,在大挥拳头之余,并向天空放了三枪,情形才和缓下来。可是在这时候,丢尽中国人面子的事发生了。……“四个中国人鬼鬼祟祟地躲进一只救生艇的船底去。”
    这是《哈柏士杂志》上所说的。中国人不惯遵守秩序的精神,在这里完全表现无遗。这是我们的奇耻大辱。
    中国又多了一个国耻!(洪鹄《铁达尼上的国耻》,《西风》第二期,1936年10月1日,147页)
    这份文献对国耻的言说,正是近代中国读书人“主动投入西方‘文化霸权’之下的‘自我东方主义’”的一种表征(罗志田《见之于行事:中国近代史研究的可能走向》,《近代中国史学十论》,复旦大学出版社,2003,251-252页)。这种倾向往往虚实结合,易趋偏执,并左右后来人的判断。而把文献放置到相对广阔的背景中,将有助于认知此类话语的意义。因之,本文将考实中国乘客在铁达尼灾难中的经历、事后各种有关中国乘客的传闻及其产生的微妙的历史影响。由于这些材料稀少而分散,还不能重建每一个细节。因此,本文部分数据来自“E-考据”(黄一农《两头蛇:明末清初的第一代天主教徒》,上海古籍出版社,2006,64-65页),而互联网提供的知识图谱(knowledge map)本身就值得研究。
    根据铁达尼所属白星公司(White Star Line)的档案(Contract Ticket List, White Star Line 1912, NRAN-21-SDNYCIVCAS-55[279], New York: National Archives),铁达尼上共有八位中国乘客:Lee Bing、 Chang Chip、 Ling Hee、 Ali Lam、 Choong Foo、 Fang Lang、 Len Lam、 Lee Ling。他们全部是男性,基本认定均来自香港,同属英国另一个船舶公司Donaldson Line的员工,均是船上烧煤的司炉工(fireman)。由于缺乏香港的文献(或许这批劳工就没有档案),他们在中国的情况并不清楚。
    铁达尼于1912年4月10日中午十二点在英国南安普敦港(Southampton)启程。由于此前南安普顿港煤炭工人罢工,致使许多邮轮无法正常航行。所以,这八位中国人没有乘坐自己公司的邮轮,而买了铁达尼的船票。他们结伴而行,共花去五十六镑九先令十一便士,购买了编号为1601的三等舱。有传闻中国乘客逃票,但实际上他们付足了船资。铁达尼的三等舱票价不一,平均约七点四六镑,包括住宿、用餐与饮料。对三等舱的乘客而言,票价大致相当于他们两个月的工资(Rebecca Aldridge,The Sinking of the Titanic,New York:Chelsea House,2008,pp. 26-30)。
    4月14日二十三时五十分,铁达尼与冰山相撞,15日二时二十分沉没。期间的一百五十分钟,决定着船上每个人的生死。铁达尼共配有三种不同类型的二十个救生艇。其中,应急救生艇(emergency cutter)两艘,每艘可载四十人;标准救生艇(standard lifeboat)十四艘,每艘可载六十五人;折叠式救生艇(englehardt collapsible lifeboats)四艘,每艘可载四十七人。理论上讲,铁达尼的救生艇可载一千一百七十八人,但仅是当时船上人员的一半,而且危急时刻并不能正常装载。最后获救者仅七百余人。
    船上的八位中国乘客,Len Lam与Lee Ling遇难,他们一个二十三岁、另一个二十八岁。其余六位Lee Bing、 Chang Chip、 Ling Hee、 Ali Lam登上了C号折叠救生艇,Choong Foo登上十三号标准救生艇,Fang Lang登上十四号标准救生艇而获救。
    4月15日四时十分,“卡帕西亚号”(Carpathia)到达事发地点,救生艇上的乘客陆续转移到船上。此时,获救者开始接受调查与访谈,并被报纸以及后来的各种传媒所登载。
    4月18日,“卡帕西亚号”抵达纽约。在此之前的15日,《纽约时报》等报纸即已刊出了铁达尼遇难的消息。然而,许多报道失实,甚至有报纸声称铁达尼全船人幸免于难(Rebecca Aldridge,The Sinking of the Titanic,p. 64)。至于生还者的口述,也先于他们到达纽约,这种主观性的陈述更不免走样,有关中国乘客的故事亦是如此。
    中国最先报道铁达尼失事的是4月17日《申报》的一条译电
    有汽船两艘,俱接白星汽船铁唐里克号之无线电音,谓该船与冰山互撞,现将沉没,船中女子已入救生艇。(柏林)(《申报》1912年4月17日,2版)
    次日,《申报》要闻登载了铁达尼事故,并介绍了铁达尼的基本信息,Titanic又被译为“铁台里克”( 《英国大商船遇灾详记》,《申报》1912年4月18日,2-3版)。这些消息大多转自电报发送的英美报纸。4月19日,《申报》再发译电一则:
    铁台里克船上之办事人异常可敬。盖当事危之际,照料妇孺登救生艇,然后船长及多数办事员均与船同尽。(伦敦)(《申报》1912年4月19日,2版)
    铁达尼沉没后,妇女小孩优先登艇、有序组织乘客登艇,以及船长、船员包括乐队随船沉没成为各类报纸努力表彰的主题。《纽约时报》就在头版用副标题提示“妇女与小孩优先”,并登载了船长史密斯(E. J. Smith)的大幅照片(The New York Times,April 16, 1912. p. 1)。《申报》亦转引乘客皮斯莱的叙述,用大字显示“妇女安然入艇”、“未见紊乱秩序”及“镇定如恒”等内容(《再纪英国大商船遇难详情》,《申报》1912年4月21日,2-3版)。
    然而,据目击者的叙述,中国乘客在遇难时的表现却颇显格格不入。4月22日的《申报》,在提及发报员、船长以及其他乘客坚守职责或坦然面对死亡之后,笔锋一转:
    铁台里克号遇难时之情状,传说纷纭,莫衷一是。或谓颇为镇静,或谓秩序极乱。内有数客,因争欲入艇,几将发狂。戈登夫人最后入艇,据称,船上之客有欲奔跃入艇内者,为船长以手枪驱回。轰倒数人,秩序始复。艇将离船,尚有一人意图跃入,即遭击毙,堕尸艇中。
    接着就出现了有关中国乘客的报道:
    有华人六名,潜伏于救生艇底,直至诸艇升至卡配西亚号后,始经人寻出。内有二人因搭客迭坐其上,压烂而毙。(《再纪英国大商船遇难详情(续昨)》,《申报》1912年4月22日,3版)
    《申报》这篇报道当然又是选载欧美报纸而成。甚至这里先强调有秩序,紧接着讲述中国乘客的无秩序的结构安排,都与《纽约时报》非常相似:
    大多数幸存者都像对待船员那样,高度赞赏男性乘客的作为。
    然而,据另外的幸存者说,在船的其他地方,场面相当混乱暴力。几个中国司炉工抢在妇女登入前,涌进救生艇。并试图霸占至少一个座位,甚至扒掉周围一位乘客的救生衣。(“Survivors' Tales from the Titanic”,《纽约时报》,1912年4月19日,2版)
    前述《申报》两名中国乘客被压烂而毙的报道,目前还没有找到欧美报纸的对应来源,但通过互联网搜索Chinaman加crushed就可以看到这一信息一直流传在各种铁达尼的叙述中。事实上,关于中国乘客的传闻版本还不止此一种。比如《纽约时报》就引述亨利夫人(Mrs. C. E. Henry)的话:“中国人和司炉工,在小艇还没有放到水上时就躲在救生艇底部。”(同上引《纽约时报》文)又如同一天另一家报纸引述了自称“卡帕西亚号”乘务员Geoge Travis的采访:“两个中国人被船上的军官击毙。他们试图冲进装载妇女小孩的救生艇。”(New York American, April 19, 1912。美国铁达尼研究学者George Behe提供了这一材料,谨致谢意!他曾经见到过报道两名中国人被压死的报道,并认为这条材料与那个报道有关。)
    这些来自亲历者的口述,似乎可以拼贴部分中国乘客的经历。比如,两名中国遇难者是否因为抢占位置而被击毙而不是随船溺死?是否死难的两名乘客就是与四名中国生还者同在C号救生艇而确实被压死?由于证据不完整、不严谨,这些推论既不能否定,亦无法肯定。但可以肯定的是,中国乘客不礼让妇女小孩的举动引起了不小反响。《纽约时报》就专门在新闻报道外辟出空间,作了题为《反其道的中国航海规则:若遇铁达尼灾难妇孺则最后获救》的短评:
    俄亥俄州克里夫兰市,4月17日——美国对华商业协会特别理事亨利今日在克里夫兰表示,假如铁达尼是中国船员操控的中国船只,妇女和小孩将无法获救。
    他说:“对一艘中国船只而言,它的规矩就是先救男人,小孩次之,妇女最后。道理是,男人在这个国家最重要,父母可收养小孩,而妇女没有丈夫则会一贫如洗。”(“China Reverses Sea Rule:Women and Children Saved Last in Disaster Like the Titanic”,《纽约时报》,4月18日)
    这种解释当然看到了中国文化中某些现象,但问题在于这种规则与妇孺优先相比,被视为非常不好的价值标准。
    与《申报》一样,商务印书馆发行的《少年》杂志在最新一期讲述了铁达尼灾难,起头一段就提到:
    当此危险之时,明知死在目前,仍能谈笑从容,彼此相让。不但上等人如此,下至工人水手也能如此。令人不暇为之伤感,倒起了一片可敬可爱之心。此便是铁达尼船在大西洋遭难一事的总批评。(《记铁达尼船载大西洋沉没事》,《少年》第十一册,1912年5月1日,2页)
    《少年》杂志自谓作“教育之补助”(《少年杂志缘起》,《少年》第一册,1911年2月1日,1页),实际上这只是铁达尼灾难作为国人“教材”的开始。1913年,商务出版的《新国文》就把铁达尼灾难编入教材,而且连续两课共五课时,直到1924年商务版《新撰国文教科书》还原封不动地沿用下来〔《铁达尼邮船遇险记》(一)、(二),缪天绶编纂《高小新撰国文教科书》第一册,上海:商务印书馆,1927年9月六十五版,41-43页〕。与前述今日教科书不同的是,当时课本乃记铁达尼遇难本事。第一课记撞击冰山前的故事,第二课则分别记述船长、乐队、船员在沉没前的行为举止:
    是役也,船员无不以死守职,秩序井然。旅客之舍身救人者,不可胜数。妇女亦镇定,罕闻啜泣声,间有依恋其夫,誓不愿行者,船员亦听之,不相强也。〔《铁达尼邮船遇险记》(二),《高小新撰国文教科书》第一册,43页〕
    前引《少年》杂志有段落即云:“此时妇女们亦有依恋丈夫,愿与同命而不肯先上小船者,船员亦听之。”(同上引《少年》第十一册,6页)对比文字内容与所载铁达尼遇难图片可知,前者乃藉由后者加工而来,也一如既往地强调秩序井然与乘客视死如归的精神。这在与之配套《新国文教授法》中也可以看到,编者将两课授课目的分别写成“述铁达尼之规模宏敞”与“述遇险后之情形,使学生知临难时之处置”,并尤其让教师提示学生:
    男子退后,妇孺登艇,死生存亡在呼吸间,而能穆然退让,不违船长之命令,欧人守法,可见一斑。
    以及“不肯苟且偷生”、“舍身尽职”云云。(谭廉编纂《高小新国文教授法》第一册,上海:商务印书馆,1913,17-19页)
    《申报》还能报道关于船上秩序“莫衷一是”的说法,教科书则于秩序混乱全然不提。所谓“欧人守法”,正被引为国人道德的新标杆。而一旦这种道德价值被树立起来,则秩序混乱乃至中国乘客的坏形象将不堪入目。
    在美国,铁达尼的各种故事也不断被人们讲述。美国《纽约时报》的编辑、普利策奖(Pulitzer Prize)获得者汉森(Hanson Weightman Baldwin,1903-1991)就是一个例子。他撰写的《英国皇家邮轮铁达尼号》是铁达尼灾难后较早而全面介绍此事的文章。无法确定他是否直接抄袭了过去的新闻报道,但汉森却不忘在文中提到四位中国乘客的事:
    Aft, the frightened immigrants mill and jostle and rush for a boat. An officer's fist flies out; three shots are fired in the air, and the panic is quelled ... Four Chinese sneak unseen into a boat and hide in the bottom.[Baildwin, Hanson W.,“R. M. S. Titanic”,Harper's Monthly Magazine,vol. 168, no. 1 (Jan. 1934),p.174]
    从句意、标点符号到杂志名称可以确知,这篇文章正是前述《铁达尼上的国耻》一文的直接来源。用“鬼鬼祟祟”翻译sneak并没有在词意上夸张,这也正是洪鹄在文中直呼“奇耻大辱”的原因。而《铁达尼上的国耻》一文发表在《西风》杂志“冷眼旁观”栏目中,丝毫不足为奇。这份刊物由林语堂等人发起,希望从译介西方杂志文字中“更亲切认识西洋文化之真面目”(林语堂《西风发刊词》,《宇宙风》第二十四期,1936年9月1日,583页)。这个认识过程,几乎无法避免中西文化差异的冲突,特别是西方价值判断与对中国“事实”的落差带来的紧张。而《铁达尼上的国耻》仅是其中一个点罢了。
    或是为了让学生体验历史的现场感,汉森的文章被编入美国文学教科书中,其所在课程单元名称就是“在那里”(Bing There)(由于教科书不断再版,这里仅举一个版本。 Robert E. Probst; Holt Rinehart & Winston, Elements of Literature: Grade 10, Austin: Holt, Rinehart & Winston, 2000, pp.388-406)。无法确知真假交织的铁达尼叙事会带来何种影响。当今日中国人基本遗忘铁达尼上的中国乘客时,《铁达尼上的国耻》那种情绪却不见得完全消逝。有两位出生在香港的人都对铁达尼上的中国乘客感兴趣,Hydie Cheung声称出生以来就对遭遇灾难的中国乘客有一种“特别的感觉”(special feeling)(Hydie Cheung,Any info regarding to the 8 Chinese passengers??, July 1, 2003. );而另一位叫Nancykwan的话恰可为这种特别的感觉作注,他对八位中国乘客六位生还的高获救率感到奇怪,“我猜他们出于生存的本能而设法登上救生艇。我跟我父亲讲了,他表示同意,并说‘这就是我们的文化(It's just part of our culture)’”(Nancykwan, Chinese Passengers, Dec. 26, 2009. )。
    现有材料无法还原六名中国乘客得以生还的过程。事实上,事后目击者并不严谨的口述、经过中外文献层层过滤后生产的国耻以及仅关心影片的国人都表明,事情的“真相”已不重要。
    这些演绎,情节不尽一致,但其结构却基本不变:都凸显着秩序中的例外,都触动着价值差异的神经,甚至是建构着价值差异。演绎的取材不必尽合真实,但演绎本身却成为真实,并产生着微妙的影响。 
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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